現代社會的偏差問題--台灣自殺現象之空間分析(3)

分析結果：(二)25-59歲自殺者空間迴歸分析：從表3中可發現，人口密度與人均所得對25­-59歲之自殺率有顯著相關，因此可推測都市化越高的鄉鎮其自殺率也越高，與涂爾幹四種自殺類型裡的脫序型自殺(Anomic suicide)觀點相符合，但失業率對自殺情形未達顯著水準，與一般觀念中失業情形加劇，自殺率會隨之提升之看法不同，故再針對25-59歲青壯年人口男、女之自殺率進行分析。發現男性自殺者與男性失業率為正相關，且相關係數達0.4965，女性自殺者與失業率為負相關，相關性為-0.0456的有趣現象，因此可推測失業率增加會導致男性自殺者增加，但對女性較無直接影響。

分析結果：(三)60歲以上自殺者之空間迴歸分析：從表4可發現四項自變數對60歲以上老人自殺率皆無顯著影響，與人口密度、失業率、人均所得與獨居問題無直接關係，因此台灣60歲以上老人並不屬於涂爾幹的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者，可推測其自殺應有其他原因，可再進行深入研究。

結論：(一)25-59歲之青壯年人口屬於脫序型自殺(Anomic suicide)自殺行為，且都市化越高地區其自殺率也越高。但對60歲以上老年自殺行為無顯著影響。(二)失業率是造成25-59歲男性自殺之原因，但對女性及60歲老人之自殺行為，較無直接影響。(三)60歲以上老人獨居或離婚，對自殺行為並無顯著影響。(四)台灣自殺成顯北高南低之現象，且在台北地區呈現群聚之現象。
(五)綜上所述，建議退休後多居住在地廣人稀(如：中央山脈)或風光明媚(如：花蓮、台東)地區，可以保持心情愉悅，並免自殺。(六)雖然失業率逐年增長，但對25-59歲之自殺者，整體而言仍無顯著相關，因此可知我們是一群勇敢的台灣人。(國發所 黃佳婷 P97341002)

現代社會的偏差問題--台灣自殺現象之空間分析(1)

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自殺行為必須從社會事實層次的差異中來發現，不同的團體有著不同的的集體情感（collective sentiments）；集體情感創造出不同的社會潮流，使個體決定自殺的，正是這些社會潮流，也就是說集體情感的變遷將導致社會潮流的變遷，而後者則將會轉而導致自殺率的變化。(Goroge Ritzer and Douglas Goodman，2004：135-136)因此，涂爾幹提出了四種自殺類型：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 Suicide)、脫序型自殺(Anomic suicide)及宿命型自殺(Fatalistic Suicide)四種自殺類型，而他認為自殺屬於常態，任何社會都可能出現自殺者，但也認為現代社會由於社會連帶的鬆弛，因此會出現利己型與脫序型兩種病態性的自殺。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者，一般都是自我意識強，且也較無其他的社會活動或社會團體所牽絆的人，如現代社會中的獨居老人或是憂鬱患者，脫序型自殺


根據表一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自1999年起自殺率便一路向上攀升，並躍居為十大死因之一，自殺死亡人數最多的年齡層為25歲至49歲的青壯年族群，約佔台灣自總體殺死亡人數的61%，不過近年自殺亦有逐年低齡化及高齡化的趨勢。因此，我們也假定不同年齡層自殺的原因亦不相同，近年來由於受到經濟不景氣及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失業率高居不下，25歲至 59歲之青壯年人口，必須面對失業、資遣、卡債等經濟問題，因此屬於涂爾幹四種自殺類型裡的脫序型自殺(Anomic suicide)；此外由於家庭型態的轉變、生育率的降低、社會結構的轉變等，使得獨居老人愈來愈多，在未受到充分照護的情況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自殺率逐年上升，屬於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者。 (國發所 黃佳婷 P97341002)

早婚比率與平均收入的地區相關性

圖表一為未成年結婚的女性(15-19有偶婦女數)的比例，從圖中可以看出山區交通不便的未成年結婚女性比例較高，其中最高為新竹縣尖石鄉。偏遠山區結婚比例較高可能原因可能來自於因為交通不便，流動性較低，因而配偶的選擇性也較少，也容易在有一個交往對象後，不容易變動。

而交通不便造成經濟收入不如都市，我們從圖表二可以看出，也是在山區偏遠地區的平均收入較為低。15-19有偶婦女數與平均收入關係來看，因為經濟不佳的地區，青少年必須外出打工，補貼家計，提早進入的社會。對於提早進入社會的青少女來說，心智上是早熟的，出社會認識的朋友比自己的家人更親近，對於提早獨立離開自己原生家庭的少女來說，更容易嚮往穩定的家庭，再加上地區性讓她們有較少的選擇性，因此結婚的機會也就較高。從地區相關性來看，中央山脈以東平均收入較低，青少女結婚率也較高，收入與婚姻是高相關的，而我們推估這樣的高相關來自於所處的位置，總的來說因所處的位置造成經濟不發達，青少年必須提早步入社會，心態的早熟，而擇偶選擇也較少等因素造成了提早進入婚姻。

觀察Moran's I值，發現它大於0.3833， 也可以呼應上述的論點，自己高鄰居也高，也透漏了地區性的關連，有空間自相關，以宜蘭縣大同鄉，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復興鄉三個鄰近的縣市來看，15-19歲已婚女性的人數是相當高，也展現了空間的自相關。然而，在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只能看到青少女提早進入婚姻，但是婚姻之後的幸福美滿與否就不是圖表中可以看得到，但是未成年的少女沒有經濟基礎，心智上也是不夠成熟的狀況下進入婚姻並不是一件好事，而不幸福的婚姻所造就出來的下一代是否能給予健全的教養，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P97341021 碩專二 林淑靜)

以一般空間迴歸模型（OLS）探討第一次政黨輪替總統選舉之族群因素對綠營得票率之影響

　　第十任正副總統選舉結果，實現了臺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分析該次投票行為將十分具有討論意義，以下將以民國89年總統選舉之資料為例，檢定客家、福佬、外省及原住民族群人口百分比，對綠營得票率之影響。以Geoda軟體跑一般空間迴歸模型，模型說明如下：Y=Xβ+ε
Y：n × 1之被解釋變數向量，即358個鄉鎮分別的被解釋變數，本文的被解釋變數為民國89年總統選舉各鄉鎮之綠營得票率。
X：n × k之解釋變數矩陣，分別由由358個鄉鎮之4個解釋變數組成的矩陣，本篇的解釋變數為，客家、福佬、外省及原住民族群人口百分比。
β：各鄉鎮之4個係數
　　一般迴歸分析結果迴歸係數列於表1與表2 ， 根據此結果知， 在5 % 的顯著水準下（P＞0.05），客家（P= 0.4016003）與福佬（P= 0.6963696）族群人口百分比，對民國89年總統選舉之綠營得票率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其中，福佬族群（OLS所得出係數為0.07441952）對綠營得票率為正向影響，其餘客家、外省及原住民族群對綠營得票則為負向影響（OLS所得係數分別為-0.1620396、-0.6430321、-0.4040574），代表福佬族群人口比重增加，會增加綠營得票率，客家、外省及原住民族群人口比重增加，會降低綠營得票率。
R-squared 為0.668557（參考用,已達六成解釋力），Akaike info criterion為2500.09、Schwarz criterion 為2519.49（兩者值愈小愈好）。
在一般迴歸中，每個解釋變數僅有一個係數，而實際上選票並不完全平均分散於每一鄉鎮，因而無法細膩呈現族群人口比例，對政黨得票之影響性，故一般迴歸模型尚不足以完整解釋選舉行為。而本文的Moran's I 統計量為0.6903，則拒絕需無假設，表示空間具相依性，代表各鄉鎮受鄰近鄉鎮影響，區域間彼此不獨立，則不符合一般迴歸模型之假設，鄰近地區的影響要納入自變數討論，採用空間落遲模型（SLM）作分析，以更進一步解釋本文的選舉行為。（by國發所碩專二p97341010 楊景雯）

臺灣地區兒童犯罪因素探討

兒童人口素養對於社會進步穩定及國家未來發展有極大的影響，近來國內犯罪年齡層似有降低之趨勢，國小兒童校園霸凌現象屢見不鮮，根據兒童福利聯盟之資料顯示，曾是霸凌兒童的男性，到24歲止，有60%的人至少有一次的犯罪紀錄，有40%高達3次惑3次以上的犯罪紀錄；非霸凌兒童者僅10%有犯罪紀錄，顯示兒童時期的霸凌行為與成年期的犯罪行為息息相關，兒童犯罪率之問題實值得重視。而臺灣地區兒童犯罪率的比例以台中市及花東地區較高，台北市、桃園縣、雲林縣及嘉義縣較低（如圖一）。

造成兒童犯罪的原因包括家庭因素及社會環境因素，與前者相關者可能包括父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與後者相關者包括居住地區整體經濟狀況、生活水準以及社會治安等，是以選擇各縣市扶養比、各縣市低收入戶人口比例、各縣市刑案發生率以及各縣市15歲以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作為自變數，兒童犯罪率為依變數，進行傳統回歸分析（如圖二）。結果顯示，此回歸式之R²=0.395，解釋能力不及50%，另分析各項變數之P值後，接受低收入戶救助之比例與兒童犯罪率有顯著相關(P-value=0.0045063)，似乎驗證社會學家Merton的迷亂理論。Merton認為由於社會往往強調成功的重要性，然社會結構有其缺陷，尤其是當一些社會成員，如貧窮者，他們親身經歷到以合法方法達到成功的困難，在這種的背景之下，即可能出現迷亂的情況，也是後來成為犯罪的先決條件。另外，如以90%的信賴水準而言，則刑案發生率與兒童犯罪率則具有統計上之顯著效果(P-value=0.0537531)，代表社會治安風氣亦影響兒童犯罪率之發生。至於扶養比及教育程度，在本統計上並無相關。
（國發所碩專二p97341016蔡孟儒）

回顧2009台灣縣市的結婚率

在98年的粗結婚率中，可以發現北部工商業縣市的結婚率較高，反觀中南部農業縣市的結婚率較低。

再觀察Moran’sI值，發現它大於0.3833，代表98年的粗結婚率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甚至做999次的模擬，亦可發現觀察值和空間隨機的期望值有差距。

配合LISA顯著圖和LISA Cluster圖，可以發現空間自相關的縣市，當中「自己高、鄰居高」的縣市有新竹縣和苗栗縣；而「自己低、鄰居也低」的縣市有雲林縣、嘉義縣、高雄縣。究其原因，新竹縣在科學園區的帶動與清交優質大學的吸引，讓年輕人願意在此結婚；苗栗縣屬於純樸的客家農業縣市，居民濃厚的家庭觀念影響年輕人的婚姻狀況。而雲林縣和嘉義縣這種以農業經營為主的縣市，由於人口的移出，加上女性人口比例降低，造成較低的結婚率。至於高雄縣，同樣受人口移出、女性人口比例降低的影響，儘管高雄縣有工商業發展，但仍侷限於靠近高雄市都會區的少數區域。（P97341009曾雅新）

探討電腦普及率與國小學童近視之關聯性

在傳統觀念中，看電視是學童罹患近視的主因之一。隨著電腦設備在一般家庭的逐漸普及，學童使用電腦的不良習慣，也成為學童視力的主要殺手。這個研究就是探討電腦對兒童視力的影響。


我們觀察96年台灣各縣市每一千人擁有家用電腦的台數，與國小學童近視比率這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可以清楚發現：家用電腦相對普及的縣市，全部集中在大都會區，包括台北縣市、台中市、高雄市等，這些縣市同時也是學童近視問題最嚴重的區域。反之，家用電腦相對不普及的縣市，如雲林縣、嘉義縣等，學童近視比例相對較低。


如果用散佈圖來分析，二者的線性關係更為明確。圖上的直線，斜率為0.0884，其為正值，表示兩個變數是正向相關，且斜率高於0.07，可定義為高度相關，從大多數觀察值(raw score)與直線的鄰近度亦可看出此一現象。


從以上的探討可知，電腦在家庭的普及程度，確實影響學童罹患近視的機率。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其他變項的可能，比如說兒童對家中電腦的接近性、兒童使用電腦的頻率及時間長短等，相關內容亦不失為值得探討的主題。
（國發所碩專二，p97341003，林隆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