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製造垃圾？

誰在製造垃圾？－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分析

現今社會日益講求環保，舉凡減少使用塑膠筷、塑膠袋、資源回收再利用等環保概念，皆是希望能減少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希望人與環境可以達到永續共存的境界。然而，儘管環保觀念受到大力提倡，但實際成效究竟如何呢？因此，本文想要看看，到底哪些縣市的垃圾量較多？造成的原因為何？

左圖為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多寡的分布圖。
以藍色區塊的垃圾量較少，橘色區域的垃圾量較多。















從盒狀圖(Box Plot)的分布，可明顯看出花蓮縣、嘉義縣市、新竹市的每人每日垃圾量明顯多於其他地區。其中又以嘉義市的每人每日垃圾量0.89公斤為最多。花蓮縣、新竹市以0.85公斤次之，嘉義縣也有0.8公斤。而每人每日垃圾量最少的縣市，則由臺中市以0.47公斤拔得頭籌，南投縣(0.59公斤)、宜蘭縣(0.61公斤)緊跟在後。

究竟為什麼某些地區會製造出較多的垃圾量呢？
筆者將以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工廠密度及垃圾妥善處理率、垃圾回收率來進行分析。選擇此四項變數的原因，在於筆者的四個假定：
(1) 可支配所得較高者，有可能會買較多的物品，因此製造較多的垃圾。
(2) 工廠在生產過程中會製造大量的垃圾，因此，工廠密度高的縣市，平均每人的垃圾量也會比較多。
(3) 垃圾妥善處理率則為筆者假定，處理率愈高的地區，其對控制垃圾量的概念也愈清楚，因此這些地區的垃圾量應該也比較少。
(4) 垃圾回收率愈高的地區，其對控制垃圾量的概念也愈清楚，因此這些地區的垃圾量應該也比較少。
從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與其他變數的散佈圖(Scatter Plot)來看。

右圖為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兩者的關係並不大，亦即，可支配所得較高者，不見得會製造出較多的垃圾量。因為他/她的錢可能會用於儲蓄、投資或其他地方。

再看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與工廠密度的相關分析，兩者呈現負相關。因此，無法證明工廠是製造垃圾量的主要來源，前述推論不成立。

另外，從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與垃圾妥善處理率的相關分析指出，垃圾愈多的地區，其垃圾妥善處理率也愈高，顯示各地區為了處理大量的垃圾，必須提高處理的效率。

最後一項變項，從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與執行機關資源回收率的相關分析呈現較高的負相關，顯示回收率高的地區，其垃圾量也較少。
是否有鄰近效應？
從93年度各縣市每人每日垃圾量之分布進行Moran’s I檢定，結果得出Moran’s I=0.1895，未達顯著水準。可見鄰居對每人每日垃圾量的影響程度不高。

再進行LISA分析發現，只有台中縣和彰化縣具有Low-Low的顯著關係，整體而言，看不出明顯的相關性。因此，個別縣市可能因不同的政策而差異頗大，必須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評估才能得知。(國發所碩一梁婉玲R98341017)

北市村里地價之臨近效應

台北市地價一直以來都是居高不下，隨著捷運興建,更是帶動周遭地價飆漲，因而本研究探討交通密度、人口密度、捷運站數量、工商密度等因子對地價之影響。藉由台北市村里的地價資料，繪製地價空間分佈圖(圖1)及Moran’I 分析，圖1說明台北市各村里地價分布情形，可見中正、中山、大安、信義區等村里，皆呈現地價較高趨勢，士林、北投、文山等區之村里的地價呈現較低分布，此地區部分少數村里，地價稍高。圖2說明地價呈現空間聚集，該Moran’I值為0.81。，透過檢定(P=0.001)低於0.05，拒絕虛無假設(Ho：地價為空間隨機分布)，亦即地價並非呈現隨機分布，而是具有群聚現象，但圖2無法指出地價在空間聚集區位。

圖1、台北市村里地價空間分布圖

圖2、Moran's I

基於此，進行LISA分析，探討台北市村里地價是否呈現鄰近效應影響，分析結果如圖3，該圖展示村里之鄰近效應，在中正、中山、大安、信義區部分村里呈現High-High現象(意即該村里地價高，周圍村里地價也高)，如大安區的大學里、仁慈里、仁愛里、古風里、古莊里、正聲里、民炤里、民輝里、永康里、光明里、光武里、光信里、全安里、住安里、車層里、和安里、昌隆里、法治里、臥龍里、臥龍里、芳和里、虎嘯里、建安里、建倫里、通化里、通安里、敦安里、敦煌里、華聲里、新龍里、義安里、義村里、群英里、誠安里、福住里、德安里、黎元里、黎孝里、黎和里、學府里、錦安里、錦泰里、錦華里、龍生里、龍安里、龍坡里、龍門里、龍泉里、龍陣里、龍淵里、龍雲里、龍圖里、臨江里、群賢里，共計53個，其餘地區請見圖。於台北村里整體而言，多達117個村里呈現村里地價高，周圍村里地價也高，112個村里地價低，周圍地價也低之現象，此現象多分布於台北市外圍之村里，在相關之統計值如圖4所示。

圖3、地價LISA空間分布圖

圖4、鄰近效應之村里統計圖

至於何種社會經濟條件（如人口聚集、交通條件、工商分布、基礎建設等），影響地價呈現聚集現象，則待後續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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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者：林美君 F90622002

男性罹患肝癌的相關因素探討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癌症為台灣十大死因之首，且肝癌在男性為第一位，在女性為第二位。男性罹患肝癌的機率較女性高出許多，好發之年齡在45～55歲之間，正值壯年期，若靠臨床有症狀而診斷出的肝癌，一般預後較差，平均存活率約6～9個月，因此罹患肝癌之後，不論對個人、家庭、社會或國家，均造成一重大損傷，值得個人重視與警愓。
肝癌的真正成因跟其他癌症一樣，尚未十分明瞭，但因其影響甚大，本研究試圖從各相關因素探討其可能影響的因素。根據下表，居住在人口密度高、從事第二級產業、教育程度高和客家族群者皆有較高的機率罹患肝癌(P<0.05)；



如加入空間虛擬變數，以北部地區為觀察值，其他地區為比較組，則可發現北部地區呈現正相關，但其信賴區間僅接近顯著水準。


最後，再探討教育和北部區域的交互作用，交叉項數據為正向顯著（P=0,03），顯示相較於其他地區，在北部區域的男性教育程度越高罹患肝癌的機率也會越高。 （碩專二 黃逸純 P97341020）

失能者在哪??

(補充說明)
1. 利用實際點位資料，產生密度圖，以密度指標高於兩倍標準偏差區域，稱為熱源地區
2. 以不同行政層級彙整點位資料，利用Kernel Density及行政重心繪製各種層級之失能者空間密度圖，繪製失能者之熱源地區
3. 點位資料產生的熱源區為比較基準，分別比較以鄉鎮區、村里、第二級發布區、第一級發布區及最小統計區所產生之之失能者熱源區域，可見越小空間單元較能掌握資料空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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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者 : 林美君 F90622002

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

2006年 9月1日，全台2600多所國小、190萬名學童迎接新學年的到來，但許多位於偏遠地區的迷你小學，卻在暑假期間消失不見，2006年9月一共35所學校，有的被降成其他小學的分校或分班，有的則是直接被廢掉。窮政府砍教育經費，大刀口下是偏遠學童、弱勢家庭的希望。這股裁併校大浪，打得全台566所偏遠小學、3萬6377個學童的上學路愈來愈遠、愈難。台灣就這樣進入「窮先窮教育，苦先苦孩子」時代？誰來給偏遠小學一個機會？」(天下雜誌，2006)

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發現，收入較高的地區，學校數也較多。原因是來自於地段好的地區大家趨之若騖，也因此房價水漲船高，收入高的人透過叫高的金額購買而入住，也由於住戶增加多後，學校數跟著增加，新學校的興建所使用的建材與課程的規劃，讓外地人更想讓孩子就讀該校，藉由購屋方式讓孩子就讀該學區。

台灣政府強制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劃定學區限定學子就讀學校，理由是便利學子就學、並提供具備一定水準的基礎義務教育。然而齊頭式平等只是假象，不論是教育品質或教育成果各學區學校間實際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傳統上家長選擇學校的方法, ，可以透過買房遷居來達成目的，理論上好學區吸引更多人前來買房的意願, 由於學區內房地產供給彈性極小, 必然造成房價的上漲, Hilber and Mayer (2004), Bogart and Cromwell (1997, 2000) 都證實這項論點，好學校可以提高鄰近學區的房價。Hilber and Mayer (2004) 並且指出, 房地產持有者為了維持該學區的房價,，即使戶內現在與未來沒有實際要就讀該學校的學齡人口, ，仍會支持該地區公部門的教育支出,，維持學校品質，以維繫房價。人們的遷徙行為也進一步鞏固的明星學校的地位, 房地產價格提高的結果, 只有經濟狀況較佳的家庭才有能力遷入這個學區, 因此學區中家庭組成逐漸變成社會經濟優勢的一群。此外, 具備社經地位優勢的家庭相對比較重視教育, 與學校進行較多的互動, 在爭取政府資源上也具有優勢，有助於提高該校的教學品質與教學成果, 進一步鞏固「明星學校」的光環(黃定遠，2008)。

反觀偏遠地區，學校數目少，甚至面零被裁併，學生前往學校的路途遙遠，上課學不再是和弟妹手牽手，而是搭車或搭船，提高了參與基本的學校教育的難度，除此之外，偏遠地區在教學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就算好老師肯下鄉，會否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光等全班到齊就是一個不容易的任務，更遑論如同都會兒童普遍自學齡前起開始學英文、才藝班、補數學及上科學班，在基本教育之外做更多的加強和補充，。

教育「機會」常常與「地理」因素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偏遠地區教育的機會與品質，更是受到地理因素所左右，孩子流失了具有競爭力的同儕，也失去了應該有的等同教育品質。

當台灣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7.5倍時，留在偏遠地區迷你小學就讀的孩子，多數都是家庭與經濟上的弱勢族群。裁併學校，將進一步侵蝕他們的受教權，造成教育上的「第三重弱勢」。(天下雜誌，2006)

營造公平的教育環境與機會，增加偏遠地區的設備外，教育的人力資源以及家庭教育的問題（如偏遠地區教育還存在許多單親及隔代教養的家庭問題）都是政府急需面對的問題。畢竟就如同洪蘭所說的今天我們廢掉了一座學校，明天將要蓋一座監獄。教育是國家大業，是國力人才培育的搖籃，人生而平等，受教權是人的基本人權，偏遠地區的孩子需要國家更多的關注與協助。（p97341021 碩專二 林淑靜）

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

行政院主計處200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每四個新婚家庭就有一對是跟外國人結婚(不含大陸新娘)，對象主要以印尼、泰國和越南為主，平均每四個家庭就有一個是外籍配偶家庭；而根據衛生署2002年統計，每百個新生兒就有8個是外籍婦女所生的混血兒，2008年超過七萬四千五百多名外籍配偶子女進入小學就讀，語言發展及文化的差異不容忽視，而外籍配偶的成長速度仍呈現持續的增長，茲就93年各鄉鎮市之外籍配偶比例作為依變數，總生育率、平均所得、客家族群、福佬族群及外省族群作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圖二)，發現此迴歸式之判定係數為0.380（R²=0.380），解釋能力不及50%；另分析各項變數之P值後，發現生育率及外省族群與外籍配偶比例均有顯著相關(P值<0.01)；另外，如以90%的信賴水準而言，則客家族群與外籍配偶亦具有統計上之顯著效果(P-value=0.0546725)。至於福佬族群，在本統計上則無相關。

就生育率顯著相關部分來看，嫁來台灣的外籍新娘多半肩負著傳宗接代的包袱，因此年齡很輕便懷孕生子，例如台北市有20%的外籍配偶20歲以下生子，主計處表示，自八十七年起，外籍配偶生育率呈遞增趨勢，平均每八個出生人口中，就有一名是外籍配偶子女，因此，近幾年國中小總學生數雖呈下滑趨勢，但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卻年年增加，由此也解釋生育率和外籍配偶的比例是有顯著的相關。

教育部統計也發現，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中，有四成四的學生集中於北部地區，以縣市區別，又以台北縣所佔人數最多，外籍配偶以臺北縣14,213人占總外籍配偶比率為18.73％，桃園縣7,226人佔11.09％次多，臺北市5,736人居第三，這也間接呼應了外籍配偶比例較多的縣市圖(圖一)；這八萬多名學生，分布於全國三百五十七個鄉鎮，也就是僅有十一個鄉鎮，沒有就讀國中小的外籍配偶子女。

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內政部內政統計，如果以台灣內部各族群男性的外籍配偶來源，可以發現外省人比較傾向娶中國籍女性，而客家人比較傾向印尼籍（客家人是印尼華人主流），加上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就讀國中小學的外籍配偶子女，家長之一為中國大陸籍者最多，也可從此解釋外省族群與外籍配偶比例均有顯著相關。

外籍配偶之成因分析得知臺灣的跨國婚姻已近似買賣行為，大多抱持著迎娶是為了家務管理、生養後代、照顧老弱傷殘、或增加家庭勞動人力。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的婚姻，往往將另一半視為傳宗接待的生育機器，抑或是合法的外籍勞工用途，被視為「物化」為生育工具或是廉價勞工之機器。這種缺乏以「愛」為出發點之婚姻，往往在認知的觀點上有所落差，

在外籍新娘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會因為家庭環境結構、家庭功能無法正常運作，展現較負向的行為表現，將來長大後可能延伸成為偏差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劉金山，2004）

多數人均會認為要強化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必須從改善父母的教育態度、增進其父母的語言能力與教育其父母參與其學校教育開始（蔡榮貴、黃月純，2004），畢竟在少子化和走向老化社會的台灣，生育率較高的外籍配偶所生育的下一代這一群台灣之子也將會成為未來國家人力的一部份，外籍配偶其及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是當務之急。（p97341021 碩專二 林淑靜）

攤販現象的空間分析

攤販是由過去農業社會之市集、廟會等衍生的經濟活動，為台灣民眾特有之消費習性，即使是工商服務業發達的現在，攤販依然是民眾重要的消費型態。根據主計處的統計，至97年8月止，攤販家數為31萬9千個攤位，從業人員達47萬3千人，在我國整體經濟活動中，其地位漸居重要。我們利用92年的資料繪製攤販家數空間分佈如下圖。

依主計處的分析，攤販存在是因利之所趨，且大多聚集在人口密集、工商業較發達之都會地區，失業程度也會影響攤販消長。我們從上圖可以看到攤販家數最多的是台北縣，其次為台北市與高雄市，基本上是集中在北中南三個大都會區，與主計處的分析相符 。為了進一步了解攤販現象，本文將繼續探討人口消費能力、人口密集度、失業率與攤販現象的關係。

若以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代表人口的消費能力，分析顯示攤販家數與人口消費能力為正相關，相關係數R為0.4779，變異解釋能力為22.8%，顯著水準高於95%。若以每平方公里人口數代表人口密度，則攤販家數與人口密度呈現正相關，相關係數R為0.395，變異解釋能力為15.6%，顯著水準高於90%。攤販家數與失業率呈現微弱正相關，相關係數R為0.1261，變異解釋能力只有1.59%，且未達90%顯著水準。

對照主計處的分析，本文分析顯示攤販家數與各縣市人口的消費能力成正相關，人口密度也可部份解釋攤販現象，符合主計處所謂利之所趨以及攤販聚集於人口密集的都會區之說法，但失業率高低則未有明顯影響。但是如下表所示，人口密度與人口消費能力呈現高度正相關，相關係數R高達0.78，且顯著水準達99%，表示台灣都會區原本消費能力就比較高，似乎不宜當成兩個獨立變數來分析。攤販現象是我國不可忽視的經濟活動，分析的空間單元是否恰當，失業率的因素是否考量時間變化，或者還有其它更具解釋力的變數，都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

(p94341027 李慶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