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業台商在中國勞動生產力之分析

自兩岸開放以來，台商投資區域從華南地區逐漸擴散到華東長江三角洲（含上海、蘇南及浙北）與華中武漢地區。囿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各省市間開放程度不一，不同的省市、地區、產業與個別企業間差距逐漸擴大，遂燃起本研究之動機。而食品業中又以旺旺集團、頂新集團與統一集團的表現最亮眼。


我們以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食品業台商為例，進行其勞動生產力之分析，敘述統計分析如表1，圖1為ArcView 軟體所呈現之2004 年~2008 年台商食品業在中國，其平均勞動生產力的分佈情形。


圖2則是利用Geoda軟體對2004~2008年所有相關變數之輪廓繪製敘述統計圖：直方圖，做簡單的空間敘述統計分析。由圖1可以觀察出2004年食品業平均勞動生產力在省市間的聚集分佈情況以沿海地區的省市較高，較明顯分佈於遼寧省、天津市、北京市、以及東部沿海一帶的廣東省、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甘肅省、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地區也有少許的分佈，2005年大致與2004 年相同，分佈於東部沿海一帶與內陸些許省份，惟湖南省卻沒有呈現聚集分佈的現象。從2006 年起，台商食品業開始由沿海地區向內陸遷移，有明顯擴散的現象，其中2006~2008 年皆是以廣東省的群聚現象最為顯著。(熊漢琳、梁益誠、蘇百鑫)

中國貧富差距對高等教育造成的影響

自1978年開始推動改革開放至2007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成長約50倍，是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國家，在總體經濟上的成果舉世矚目，不但成為G20的會員國，更在2008年的G20首長會議中，展現與美國抗衡的力量，甚至出現了G2的新聞議題。[1]在在都顯示了，中國在現今的國際社會中強大的經濟實力。但在令人驚艷的成長速度背後，卻隱藏貧富不均的隱憂。
中國改革開發之始所採行的方式是讓一小部分的人先富起來，為引入外國資金，中國在東南沿海設立了經濟特區來吸收各國投資，中國低廉而眾多的人力，以及潛在龐大的內需市場，使各國資金蜂擁而至。成功的導入外國資金後，加速了經濟的改革，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長。
[1] 在2007年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風暴，進而引發全球金融業的崩潰，形成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 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在這次風暴展現出強勁的經濟活力，更成為領導亞洲繼續成長的引擎。

然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境內的貧富差距逐步拉大，象徵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由1978年的0.317升高到2007年的0.48；並且從2001年開始，中國的吉尼係數就超過了0.4的警戒線，接下來幾年更是不斷升高。雖然當局為了降低貧富差距的現象，將國家發展重心轉向鄉村及西部，如推出開發大西部的口號，但到目前為止，成效並不顯著。[2]

[2] http://biz.sinchew-i.com/node/23346。

前世界銀行行長沃爾夫威茨日前向新聞界發表了他的“中國之行”考察感受：中國在減免貧困方面成績顯著，但地區與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差距仍然巨大。用聯合國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標準看，中國目前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佔世界貧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而2004年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公布的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2610萬人，其標準是年收入668元以下。沃爾夫威茨認為“中國減貧任務還非常艱巨。[3]
[3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20/content_3652963.htm.

隨經濟所得大幅增長，大學生的人數也大幅增加，每年七月的畢業季，以數十萬計的大學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也對高階人力的供給形成壓力。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之資料，平均每十萬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數也以東南省份及大都會地區教高，經過分析，平均薪資所得似與每十萬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數之統計結果呈現正相關。教育應該是公平賦予人民的權益，不應後天的經濟環境有所差異，相同的情形是乎也發生在台灣。

臺灣推動多元入學方案，要求學生多方學習，結果造成各類補習林立於坊間，幾乎各門各科都可以成為補習內容，各樣才藝更被家長們所追逐；依據統計，現今臺灣的國立大學生，家庭經濟背景普遍較高，蓋因其可以接受許多課外輔導增加免試入學的機會，亦可獲取在一綱多本教育制度下更多元的知識來源，致其在教育的立足點占有優勢。然而國立大學的學費教低，受到政府補助較多，但其學生卻是經濟能力較高家庭；相反，大多私立大學的學費往往高出國立大學數倍，得到政府的補助也少，其學生卻是經濟能力較弱，似乎造成惡性循環，相關教育資源的配置，似有重新安排之必要。

國發所 碩一 龔仕元

台灣所得分配分析

一、所得分配越形惡化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96年度公佈之資料顯示台灣地區最高20%家庭所得組可支配所得，與最低20%家庭所得組可支配所得比較，自94年的6.04倍，95年為6.01倍，並無明顯變化；惟近年來由於情況的改變，許多統計數據，總體的指標與個別指標發生很大差距；如最近大家所關注而最不能理解的：一般民眾都感受物價明顯上漲，但主計處公佈的物價指數確係波動微小，產生嚴重落差。

更嚴重的是，最低所得組由於所得減少，為維持必要的生活消費，在近七年中，有三年入不敷出，儲蓄變為負數，不是動用過去儲蓄，即是借債貸度日。另四年雖有儲蓄，亦微乎其微，去年每戶儲蓄僅183元；而最高所得組七年來每戶儲蓄，每年都維持在60萬元以上。由於高低所得組每年產生的儲蓄，差距過於懸殊，窮人更窮，富人更富，已造成未來貧富差距更為惡化的基因。[1]
[1] 經濟日報，社論，（2007/09/06）

二、金融風暴之後所得差距更形惡化
依據【中國時報】報導台灣貧富差距如脫韁野馬、愈拉愈大！根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最新統計，以全國五三七萬綜合所得稅申報戶分為二十等分，二○○七年位於金字塔頂端最高五％的平均所得為四二八萬餘元，位於最底層五％平均只有六萬九千多元，兩者相差六十二倍，創下歷史新高。近年來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國內失業率飆升，勞動階級的經常性薪資負成長，再加上不當的減稅政策，勢必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政大財政系教授曾巨威認為，先前政府推動實施最低稅負制，原本希望可發揮所得重分配的功能，但成效並不如預期。

三、都會區所得交鄉村為高，北部所得高於南部
在製造業大量外移，勞動力需求減少下，南部縣市家戶所得顯著低於北部，除因受 到景氣不佳影響外，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原因之一。南部地區傳統上仍以製造業為主，在製造業外移，失業人口增加，家戶所得自然不容易提高；反之，北部地區的大台北地區受惠於金融業、商業等服務業發達，受到傳統產業外移影響不高；另外新竹地區則因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支付之薪資所得亦較一般產業為高，都是使北部地區家戶平均所得得以逐年提昇，甚至高於南部最大都會高雄市的原因。

國發所碩一/龔仕元

台灣外籍新娘的空間分析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變遷，台灣人口結構也逐漸產生變化，有越來越多的男性前往中國大陸、港澳、東南亞等地區，尋求合適婚配的對象。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近五年來外籍結婚登記數每年都超過10萬人，2008年與外籍、大陸港澳人民結婚登記計有2萬1,729對，佔當年台灣總結婚對數15萬4,866對之比率為14.03﹪，亦即每100對婚姻中就有近14對為外籍新娘。
以往的相關研究均認為台灣農村男性社經地位低落，在婚姻市場中區居弱勢，而被婚姻市場排除，故轉向國外婚姻市場尋求婚配機會（紀玉臨、周孟嫻、謝雨生；2009）。因此本作業主要以2003年鄉鎮縣市指標資料庫為背景資料，再從空間的角度分析，(1)經濟收入與外籍新娘婚配的相關性，並假設位於農村且所得愈低的男性愈有可能迎娶外籍新娘；(2)假設經濟條與社經地位相當者，會有群聚的特性，因此透過社會網絡的中介(如：親友介紹、口耳相傳…等)，外籍新娘也會形成空群聚的特性。

圖一：外籍新娘縣市分佈圖

圖二：外籍新娘與各縣市所得之相關性分析

圖三：Moran’s I檢定外籍新娘空間群聚性

結果：
1.外籍新娘總人口的分佈與所得之相關係數為0.8356，大陸、港澳、東南亞與其他地區新娘，與所得之相關係數分別為0.8508、0.7882、0.6735與0.8921，呈現高度正相關；且空間分佈上亦顯示出，外籍新娘有地區群聚的現象。這與過去認為社經地位愈低，或是居住於農漁村地區的男性愈有可能迎娶大陸新娘的看法有出入。但從圖一仍可發現，大陸籍與港澳籍新娘，仍出現在東部與花東沿海所得相對較低的幾個縣市，值得注意。
2.此外，2003年以前透過仲介機構引入外籍新娘，利用假結婚之名來台工作或從事不法行為等，並未受到有效的管制，而有能力引進外籍新娘的地區，自然是年均所得較高的縣市，因此此分部情形值得再加以探討。

3.本作業尚未將教育程度因素納入，且2003縣市指標資料庫中的資料，其他國籍所包含的範圍太廣，甚至包含了日本、韓國等已開發國家，因此不易準確測量出結果，未來如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應將其他國籍做更嚴格的區分。(國發所 黃佳婷 P97341002)

縣市長選舉是總統的期中考?

最近常聽到新聞或學者將此次的縣市長選舉定位成是對總統之期中考，或者是不信任投票，以下藉由歷屆總統選舉與第12-16屆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率之主題圖，做簡單之觀察。

首先，下圖是民國82年第12屆縣長選舉民進黨得票率之空間分布圖，其中有標藍字的是民進黨取得執政之縣市，在這次選舉中，民進黨一共拿下6個縣市長寶座，得票的情況還算不錯，但得票率過半地區之分布狀況較為零星。

下圖為85年總統與86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率之空間分布圖。在民國85年第9屆總統選舉，民進黨在各縣市之得票表現不盡理想，幾乎皆未超過30%。然在隔年(86年)之縣市長選舉，其卻空前地奪下12個縣市，且南部縣市的得票率亦有明顯之成長。而該次選舉由於藍營在多縣市有分裂之狀況，亦使得民進黨漁翁得利(如：基隆市、台北縣、新竹縣、南投縣…等)。

下圖為89年總統與90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率之空間分布圖。民國89年第10屆總統選舉，由於藍營分裂為兩組候選人之關係，使得民進黨在僅有一縣市擁有過半之得票率(即標藍字之臺南縣)之情形下，贏得總統選舉。而在隔年(90年)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雖只奪下9席，但其在各縣市之得票狀況還算不錯，比起89年總統選舉來得好，且大致與前一屆(86年)縣長選舉相似，其中臺北縣和雲林縣的得票率更有明顯之成長。

下圖為93年總統與94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率之空間分布圖。民國93年第11屆總統選舉，民進黨大有斬獲，在11個縣市中取得得票率過半之優勢(標有藍字之縣市)，順利贏得總統選舉。然在隔年(94年)的縣市長選舉，其卻僅獲得6個縣市之執政權，且彰化以北之得票率退化明顯。

下圖為97年總統與98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率之空間分布圖。在民國97年第12屆總統選舉中，民進黨之得票率已大不如前屆(93年)總統選舉，而其分布之狀況則和第15屆(94年)縣市長選舉相似。而在今年(98年)舉行之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雖僅攻下4個縣市，但具有指標性之宜蘭縣已經收復，且得票狀況較去年總統選舉為佳，而在其原本執政之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之得票率亦明顯有成長。最令人注目的是桃園縣，比起去年總統選舉，其民進黨之得票率不但有成長，且分布之狀況與民國93年總統選舉相似。此外，民進黨在臺東縣之得票率亦有所突破。

從上面幾張圖看來，在僅僅相隔一年的總統選舉與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率之分布卻能有很大的不同。且其若能在縣市長選舉中有所成長，則可在下次總統選舉中有所斬獲，尤以民國90年之後較為明顯；反之，若其在縣市長選舉之得票率縮減，則有不利於下次總統選舉之趨勢。因此，若將縣市長選舉結果作為總統之期中考與人民給予執政黨之警訊，似乎有其參考之價值。然因還有多個縣市需待明年才進行選舉，所以執政黨期中考之成績似乎還未抵定(國發所，柯一榮)。

2004年總統大選族群因素

本圖呈現的是福佬人在台灣各鄉鎮的分布圖。可以很明顯的發現，福佬族群集中分布在台灣西半部地區。而桃竹苗地區的分布較少。這也十分符合一般印象。而我們想探討的是，族群因素在2004年總統大選時，所造成的影響。
民主進步黨一向是被視為福佬意味相當深厚的政黨。而單純考慮族群因素，似乎與民進黨的得票數不成比例。因此透過本研究想要尋求解釋。




首先我們對於空間因素採取Queen模式。分析陳水扁在2004年的得票數。透過Lisa Cluster圖發現到群聚現象。民進黨在該次大選發現在台北縣市呈現自身得票數High，鄰近區域得票數也高。這令人相當意外，因為台北縣市一般而言被視為藍軍的大票倉。陳水扁在第一任任期結束後的政績乏善可陳。卻能在台北縣市產生如此空間效應令人相當意外。


而透過Moran I=0.5739，達到顯著。因此可以發現到，該次的選舉，民進黨的得票呈現空間自相關的現象。因此我們將依變數設定為民進黨得票數，自變數設定為原住民、台籍客家人、福佬人、中國籍客家人、外省人、其他。而透過傳統迴歸得出下列結果：
發現到民進黨在每一個鄉鎮平均得票數為將近一萬八千票。而族群能夠解釋民進黨得票數的能力
僅僅占R-square(Adj)=0.334995。而相當有趣的是，主打福佬族群的民進黨在福佬族群的coefficient呈現負數。這與一般的傳統認知似乎有些不同。不過共線性卻非常高，因此如果單從族群因素解讀民進黨得票數依然缺少足夠能力，依然有其他因素介入;但對於我們一般的認知有所改變了。而面對共線性問題，因為本次迴歸僅考慮個別族群個別因素，未將其他因素考慮進來。諸如性別、教育、人口等因素。
(R97341056 國發所陳韋舜)

大學教育程度人口比與所得之關係

圖一及圖二以我國2000年大學教育程度人口比及2000年戶均所得為指標，繪成台灣358鄉鎮。由圖一及圖二皆可看出我國大學教育程度人口比及戶均所得較高地區多分部於西部平原鄉鎮及大都市，東部及山地鄉鎮比率較低。而其中又以大台北地區為大學教育程度及高所得集中處。
由上圖也可和一般人認為之高教育程度及有高所得相對應，如同社會學中馬克思(Marx)提到所謂的上下層建築，經濟會影響到人之地位;故可推得教育和經濟之間為正相關，相互影響為一體之兩面。（R97341015 國發二 黃國虹）